汪曾祺（1920—1997年）：江蘇高郵人，當(dāng)代作家、散文家、戲劇家。被譽為“抒情的人道主義者。所著《受戒》入選改革開放四十年最具影響力小說；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鉆研。
我對茶實在是個外行。茶是喝的，而且喝得很勤，一天換三次葉子。每天起來第一件事，便是坐水，沏茶。但是毫不講究。
對茶葉不挑剔。青茶、綠茶、花茶、紅茶、沱茶、烏龍茶，但有便喝。茶葉多是別人送的，喝完了一筒，再開一筒。喝完了碧螺春，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。
但是不論什么茶，總得是好一點的。太次的茶葉，便只好留著煮茶葉蛋。《北京人》里的江泰認(rèn)為喝茶只是“止渴生津利小便”，我以為還有一種功能，是：提神?！短这謮魬洝酚涢h老子茶，說得神乎其神。我則有點像董日鑄，以為“濃、熱、滿三字盡茶理”。
我不喜歡喝太燙的茶，沏茶也不愛滿杯。我的家鄉(xiāng)論為客人斟茶斟酒：“酒要滿，茶要淺?！辈枵宓锰珴M是對客人不敬，甚至是罵人。于是就只剩下一個字：濃。我喝茶是喝得很釅的。曾在機關(guān)開會，有女同志嘗了我的一口茶，說是“跟藥一樣”。
我讀小學(xué)五年級那年暑假，我的祖父不知怎么忽然高了興，要教我讀書。“穿堂”的右側(cè)有兩間空屋。里間是佛堂，掛了一幅丁云鵬畫的佛像，佛的袈裟是朱紅的。佛像下，是一尊烏斯藏銅佛。我的祖母每天早晚來燒一炷香。外間本是個貯藏室，房梁上掛著干菜，干的粽葉，靠墻有一壇“臭鹵”，面筋、百葉、筍頭、莧菜秸都放在里面臭。
臨窗設(shè)一方桌，便是我的書桌。祖父每天早晨來講《論語》一章，剩下的時間由我自己寫大小字各一張。大字寫《圭峰碑》，小字寫《閑邪公家傳》，都是祖父從他的藏帖里拿來給我的。
隔日作文一篇，還不是正式的八股，是一種叫做“義”的文體，只是解釋《論語》的內(nèi)容。題目是祖父出的。我共做了多少篇“義”，已經(jīng)不記得了。只記得有一題是?“孟之反不伐義”。
祖父生活儉省，喝茶卻頗考究。他是喝龍井的，泡在一個深栗色的扁肚子的宜興砂壺里，用一個細(xì)瓷小杯倒出來喝。他喝茶喝得很釅，一次要放多半壺茶葉。喝得很慢，喝一口，還得回味一下。
他看看我的字、我的“義”，有時會另拿一個杯子，讓我喝一杯他的茶。真香。從此我知道龍井好喝，我的喝茶濃釅，跟小時候的熏陶也有點關(guān)系。
后來我到了外面，有時喝到龍井茶，會想起我的祖父，想起孟之反。
我的家鄉(xiāng)有“喝早茶”的習(xí)慣，或者叫做“上茶館”。上茶館其實是吃點心，包子、蒸餃、燒麥、千層糕……茶自然是要喝的。
在點心未端來之前，先上一碗干絲。我們那里原先沒有煮干絲，只有燙干絲。干絲在一個敞口的碗里堆成塔狀，臨吃，堂倌把裝在一個茶杯里的佐料——醬油、醋、麻油澆入。喝熱茶、吃干絲，一絕！
抗日戰(zhàn)爭時期，我在昆明住了?7?年，幾乎天天泡茶館。“泡茶館”是西南聯(lián)大學(xué)生特有的說法。
本地人叫做?“坐茶館”，“坐”，本有消磨時間的意思，“泡”則更勝一籌。這是從北京帶過去的一個字，“泡”者，長時間地沉溺其中也，與?“窮泡”、“泡蘑菇”的“泡”是同一語源。
聯(lián)大學(xué)生在茶館里往往一泡就是半天。干什么的都有。聊天、看書、寫文章。有一位教授在茶館里讀梵文。有一位研究生，可稱泡茶館的冠軍。此人姓陸，是一怪人。他曾經(jīng)徒步旅行了半個中國，讀書甚多，而無所著述，不愛說話。他簡直是“長”在茶館里。上午、下午、晚上，要一杯茶，獨自坐著看書。他連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館里，一起來就到茶館里洗臉?biāo)⒀?。聽說他后來流落在四川，窮困潦倒而死，悲夫！
昆明茶館里賣的都是青茶，茶葉不分等次，泡在蓋碗里。文林街后來開了一家“摩登”茶館，用玻璃杯賣綠茶、紅茶——滇紅、滇綠。滇綠色如生青豆，滇紅色似“中國紅”葡萄酒，茶味都很厚。滇紅尤其經(jīng)泡，三開之后，還有茶色。
我覺得滇紅比祁（門）紅、英（德）紅都好，這也許是我的偏見。當(dāng)然比斯里蘭卡的?“利普頓?“要差一些——有人喝不來?“利普頓”，說是味道很怪。人之好惡，不能勉強。
我在昆明喝過烤茶。把茶葉放在粗陶的烤茶罐里，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，傾入滾水，茶香撲人。幾年前在大理街頭看到有烤茶罐賣，猶豫一下，沒有買。買了，放在煤氣灶上烤，也不會有那樣的味道。
1946?年冬，開明書店在綠楊邨請客。飯后，我們到巴金先生家喝功夫茶。幾個人圍著淺黃色的老式圓桌，看陳蘊珍（蕭珊）“表演”：濯器、熾炭、注水、淋壺、篩茶。每人喝了三小杯。我第一次喝功夫茶，印象深刻。這茶太釅了，只能喝三小杯。在座的除巴先生夫婦，有靳以、黃裳。
一轉(zhuǎn)眼，43?年了。靳以、蕭珊都不在了。巴老衰病，大概沒有喝一次功夫茶的興致了。那套紫砂茶具大概也不在了。
